我一眼就从周琳的神情上看出了她为什么要把翡翠还给我。

    不过既然东西都送出去了，哪有收回来的道理。

    于是我对着周琳笑了笑说道：“你先别急着还，我问你，你喜欢你楠姐送给你的礼物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喜欢……”周琳违心的移开眼神说道。

    我好笑的凑近她，故意问道：“真不喜欢？”

    周琳装不下去了，忍不住转过身来对我说道：“喜欢是喜欢，可是太贵了啊，还是古董，皇后以前用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“不管是谁用的，都是给人戴的。”

    我也懂周琳......

    我回到燕京后没直接回家，而是先去了趟西山脚下的公墓。

    凌晨四点的山风带着露水的凉意，扫过松林时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手里提着一袋祭品，纸钱、香烛、还有一瓶周寿山生前最爱喝的二锅头。刘云樵和宁海本想跟我一起上来，被我摆手拦住了。他们站在山下停车场的车旁抽烟，没再往上走一步。

    台阶是青灰色的水泥砌成，年久失修，有些地方裂开了细缝，野草从缝隙里钻出来，在夜色里泛着微弱的绿光。我一步一步往上走，脚步很轻，却很沉，像踩在自己心口上。走了将近二十分钟，才到周寿山的墓前。

    墓碑是黑曜石材质，上面刻着“慈父周寿山之墓”，下面一行小字：“1968—2023”。没有多余的话，没有生平简介，连“千古”两个字都没加。这是周琳坚持的——她说她爸一辈子不喜欢虚的，连骨灰盒都选最便宜的素木款，更别说墓碑。

    我把东西放下，用打火机点起三炷香，插进香炉里。火苗刚燃起来，就被山风压得晃了几下，我用手挡着，等它稳住。然后撕开纸钱，一张张往火盆里扔。纸灰卷着热气往上飘，有的还没烧尽就飞出去，落在墓碑一角，像一小片枯叶。

    我拧开酒瓶盖，把二锅头倒进小酒盅里，斟了三杯，一杯洒在碑前，一杯倒在香炉边，第三杯端起来，对着墓碑举了一下：“周哥，人抓到了。”

    我没说名字，也不用说。他知道是谁。

    风吹得香火忽明忽暗，我盯着那点红光，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周寿山那天——也是这样的凌晨，他蹲在燕京南站出站口的台阶上啃烧饼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右手指节处有一道旧疤，是早年在工地被钢筋划的。他抬头看见我，没笑，只是把烧饼掰了一半递过来：“饿了吧？先垫垫。”

    那时候我刚从西北逃出来，身上只剩二百三十块钱，身份证还是假的，连手机都没有。是他收留我在他家楼下车库改的小屋里住了一个月，教我认图纸、看标书、算钢筋用量，晚上还让我帮他校对投标文件里的错别字。他说：“干工程这行，差一个零，就是差一条命。”

    后来他成立寿山建设，我跟着他跑工地、谈分包、盯混凝土配比，从施工员干到项目总工。他从不喊我名字，一直叫我“小陈”。有次我在现场被甲方代表指着鼻子骂“土包子懂个屁”，他拎着安全帽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把我拽到身后，对那人说：“他是我徒弟，你骂他，就是骂我。”

    我低头看着墓碑上那个“寿”字，笔画粗重有力，像是他亲手刻的。

    可现在，那个会替我挡骂、替我扛事、连我加班熬夜忘了吃饭都会拎着保温桶来工地找我的人，只剩下一个名字，刻在石头上。

    我仰头把最后一口酒喝完，喉咙辣得发紧，眼眶却干得很。不是不难过，是难过得太久了，久到眼泪已经流不出来，只剩下一种钝钝的闷痛，卡在肋骨中间，每次呼吸都硌得慌。

    下山时天边刚泛起一点青灰，远处城区的灯光开始黯淡，新的一天要来了。我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：四点五十一分。顺手点开微信，置顶是周琳的对话框，她昨晚睡前提了一句“哥，今天高数期中”，我没回，怕吵醒她。现在补了一句：“考完了跟我说一声，哥请你吃火锅。”

    刚发完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张靖。

    他发来一张截图，是李少林朋友圈刚发的一条动态——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黑白的，背景是八十年代初的燕京火车站，一个穿军绿色中山装的年轻人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，两人脸上都带着笑。配文只有八个字：“父子同心，风雨同舟。”

    我没点赞，也没评论，把截图往下拉，又点开李晋的朋友圈。最新一条是三天前发的，定位在津市万豪酒店，配图是一张红酒杯特写，杯沿上还沾着一点口红印。底下有十几条点赞，全是陌生头像，昵称带“总”“董”“局”的居多。

    我关掉微信，把手机塞回兜里，走到山脚时，刘云樵迎上来，递给我一杯热豆浆：“刚买的，趁热喝。”

    我没接，只问：“乌斯满那边安排好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嗯，他今早八点的飞机，直飞伊犁，魏海送他去机场。”刘云樵顿了顿，“他走之前让我转告你一句话——‘鹰不落崖，但崖上必须有巢’。”

    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
    宁海靠在车门上，一边嚼口香糖一边踢着轮胎：“操，真没想到李晋那孙子真敢开枪。要是换我，早他妈一板砖把他脑浆拍出来，哪还轮得到燕京公安费这劲儿？”

    我没应声，拉开副驾坐进去，系好安全带。

    车启动后，宁海还在嘀咕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他爹李少林也够狠的，听说昨晚就托人摸到燕京中院刑庭庭长家里去了，连烟酒都没带，就拎了两盒茶叶，说是老领导送的，结果人家庭长连门都没让进，直接让保安轰出来了。”

    刘云樵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：“中院那边传出来的消息，案子定性没变，还是故意杀人罪，而且铁证如山——枪是李晋自己买的，通过境外渠道走私入境；子弹是特制空尖弹，穿透力强、致死率高；开枪地点在燕京核心区，周围有六个监控拍到全过程；加上你提供的那段别墅审讯录音，还有李晋亲口承认‘就该打死他’的原话……基本没翻盘可能。”

    我望着窗外掠过的梧桐树影，轻声道：“他不是想翻盘，是想活命。”

    “那也难。”刘云樵语气平静，“秦江明亲自督办的案子，政法委列为重点督导对象，连最高检都提前介入了。听说昨天下午，燕京高院刑一庭三个法官集体去看了案卷，晚饭都没回。”

    我闭上眼，没再说话。

    车开进市区后，我让刘云樵在东三环一家24小时便利店门口停了车。我下去买了包烟，又顺手买了两瓶矿泉水。结账时，收银员是个年轻姑娘，低头扫码时随口问了句：“您这烟……是给谁买的啊？”

    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她是指烟盒上印的“福禄寿喜”四个烫金大字。我笑了笑：“给我爸。”

    她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再多问，把找零推过来。

    我拎着塑料袋回到车上，把一瓶水递给刘云樵，自己拧开另一瓶，灌了一大口。水有点凉，顺着食道滑下去，胃里却没暖起来。

    快到我家小区时，手机响了，是王长顺打来的。

    我没接，让电话自动挂断。十秒后，他又打了一次。我按下接听键，把手机贴到耳边，没开口。

    那边沉默了两秒，才传来王长顺低沉的声音：“陈安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痛快。但有句话，我想跟你当面说。”

    “您说。”我声音很平。

    “李晋的事，我不掺和。但有件事，你得知道——你那位周哥，当年在西北承包的那个引水工程，账目上被人动过手脚。不是小数目，是八千六百万。”

    我握着矿泉水瓶的手指骤然收紧，塑料瓶发出轻微的咯吱声。

    “谁动的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不能说。”王长顺顿了顿，“但可以告诉你，这笔钱最后进了燕京一家叫‘恒泰基业’的壳公司，法人代表是个叫赵明远的，去年底在澳门赌输了三个亿，跳海了。”

    我喉咙发紧：“所以呢？”

    “所以，”王长顺的声音慢了下来，“周寿山不是意外死的。他查到了什么，才被人堵在高速上，刹车线被人剪断。”

    我闭上眼，眼前闪过周寿山最后一次见我那天——他坐在工地活动板房里，桌上摊着一摞泛黄的旧合同，手指按在其中一页上，眉头锁得很深。他抬头看我时，眼睛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疲惫，像背着一座山走了太久，却不敢卸下。

    当时我以为他只是累。

    原来他是怕。

    怕告诉我真相，怕我冲动，怕我惹祸，怕我替他报仇——结果我还是替他报了仇，却连真正的凶手是谁都不知道。

    “王局，”我睁开眼，声音哑得厉害，“您跟我说这些，不怕我找上门？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笑了声，很短，很冷：“我要是怕，就不会打这个电话。陈安，你记住，有些路，一个人走到底，未必走得通。但有些人，天生就该站在悬崖边上，往下看。”

    说完，他挂了。

    我捏着手机，没动，也没说话。

    刘云樵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没问，只是把车速放得更慢了些。

    回到公寓，天已经亮了。我洗了把脸，用冷水拍在脸上，抬头时镜子里的人眼下泛青，胡茬冒了出来，眼神却异常清醒。我打开电脑，新建一个加密文档，标题写着：“周寿山案补充线索”。

    第一个词条是：恒泰基业，注册地址朝阳区建国路8号SOHO现代城B座1907室，法人赵明远，已死亡。

    第二个词条是：赵明远死亡前最后一笔大额转账，收款方为“津市嘉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”，法人张靖。

    第三个词条是：嘉禾投资与李少林名下三家离岸基金存在资金往来记录，总额逾两亿，时间跨度自2021年3月至2023年5月。

    我敲完最后一个句号，合上电脑。

    窗外阳光正烈，照在窗台上那盆绿萝上，叶子油亮，脉络清晰。我盯着它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发酸。

    中午十二点，我接到周琳电话。她声音很轻，带着点鼻音：“哥，期中成绩出来了，我考了九十八。”

    “嗯，不错。”我靠在椅背上，伸手摸了摸桌角——那里原本摆着一个陶瓷杯，杯底刻着“寿山建设·二十年庆”，上周搬家时摔碎了，我扫干净后，再没买新的。

    “哥……”她顿了一下，“我今天去档案馆查了我爸当年的工伤记录。”

    我坐直了身子。

    “他不是工伤。”她声音忽然哽住，“他当年在西北修水库，塌方压断了三根肋骨，肺叶破裂，医生说能活下来都是奇迹。可公司没给他办工伤认定，所有病历、诊断书、住院记录，全被调包了。现在档案里写的，是他‘主动辞职，因个人原因离职’。”

    我握着手机，指节发白。

    “哥，你说……我爸是不是早就知道有人要害他？”她问得极轻，像一片羽毛落下。

    我没回答，只说：“琳琳，你听着，接下来半年，别碰任何跟建筑、工程、招投标有关的东西。好好上课，好好吃饭，暑假来燕京，哥带你去吃铜锅涮肉。”

    挂了电话，我起身走到阳台，点了根烟。

    楼下街道上车流不息，有人匆匆走过，有人驻足买早餐，生活照常运转。李晋在看守所里吃着白菜炖粉条，王长顺在津市办公室里批阅文件，张靖在省委大楼里笑着跟人握手，而周寿山躺在西山脚下，风吹松针，雨打墓碑。

    我吐出一口烟，看它散在阳光里。

    台阶从来都不是一级一级铺好的。

    是人用骨头、血、时间，一阶一阶，硬生生凿出来的。

    我掐灭烟头，转身回屋，打开衣柜最底层，拖出一只蒙尘的黑色工具箱。

    里面静静躺着一把游标卡尺，一把水平仪，一本边角卷起的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，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——是我和周寿山站在刚封顶的写字楼前，他搭着我的肩，笑得露出一颗虎牙。

    我拿起卡尺，轻轻擦掉上面的浮灰。

    尺子冰凉，刻度清晰。

    我把它放进包里，拉上拉链。

    七点整，我走出小区，拦了辆出租车，报了个地址：“燕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刑事审判第一庭。”

    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踩下油门。

    车窗外，夕阳熔金，把整条长安街染成一片赤色。

    我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。

    不是为了告状，也不是为了申诉。

    我只是想亲眼看看，那张判决书，究竟是怎么写的。

    写周寿山的名字时，有没有人记得，他曾亲手浇筑过三十七栋大楼的地基。

    写李晋的名字时，有没有人提起，那颗击穿周寿山胸口的子弹，是从谁的枪管里射出来的。

    而最后落款处，“审判长”三个字下面，签的是谁的名字。

    车驶过复兴门桥，晚高峰的车流缓慢涌动。我摸了摸包里的卡尺，金属棱角硌着大腿，很疼，却很真实。

    我知道，这条路才刚开始。

    远没到尽头。